“中年人有真正的權力,但年輕人擁有話語權”。在賽博時代,這種話語權的展現形式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和無孔不入。從文字解讀到網絡梗圖,從個性穿搭到職場指南,年輕人將對MBTI的狂熱展現在每一個可能的領域。不管你愿不愿意,這仿佛密碼般的四字字符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一定在你的手機屏幕中出現過。
很難說MBTI的流行是否和疫情之間存在某種隱秘的聯系。在漫長的焦灼中向內尋找是心理學的緣起。與星座運勢、錦鯉轉發和星盤塔羅的流行略有不同,在無法預測的未來面前,MBTI 創造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這種體系直指內心。
撰 文 | 孫一迪
責 編 | 施 楊
MBTI正在超越人格測試本身,成為一種流行話語體系。仿佛一夜之間,由四個字母組成的16種性格名片開始在所有能夠彰顯個性或建立社交關系的平臺紛飛。人們熱切得用文字、、穿搭等各種形式展示著對這16種字母組合的理解,在創造解釋和尋找解釋中一遍遍自證與他證。
在眾多關于MBTI的討論中,卻鮮見對MBTI誕生的回顧。創造MBTI量表的母女也因為缺乏系統的心理學背景,成為批評者指摘MBTI信效度時的有力證據。她們為什么要發明這樣的一個量表?MBTI是否真的是某種意義上的科學算命?在科學性和信效度之外,又是否還有其他可以解讀MBTI的視角?
MBTI的前世今生
MBTI的全稱是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邁爾斯布里格斯類型指標),是國際最為流行的職業人格評估工具之一,其中Myers-Briggs來自一對母女的名字。在許多批評者的話語里,這對母女被描述為擁有明確商業目的“野心家”。但MBTI在商業上的巨大潛力直到女兒伊莎貝爾(Isabel Briggs Myers)的晚年,才有所顯現。
故事的開始源自一位母親在的靈光乍現。凱瑟琳·布里格斯(Katharine Cook Briggs)是一位受過教育且知識淵博的女性,她對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充滿興趣。雖然勤學好思,但她成年后的大部分生活都圍繞著孩子和家務運轉。當唯一的女兒因為外出上學而離開她時,凱瑟琳一度陷入抑郁。也正是這一時間,她接觸到了榮格的《心理類型》理論。數十年對不同人格特質的觀察實踐在學術論述中得到驗證,她成為了榮格理論的狂熱粉絲,并篤信真正拯救靈魂的唯一方式是認清你是誰,并按照最好的自己生活。
伊莎貝爾在母親的影響下成為了同樣知識淵博的女性,但起初她對榮格的理論興趣缺缺。相比于枯燥的心理學理論,偵探小說和戲劇的創作才是她的興趣所在。直到1940年,事情開始發生變化。伊莎貝爾得到了一份企業里人事部門的工作。當她發現部門使用的Humm-Wadsworth氣質量表似乎并不有效預測員工的績效時,她想到了母親鉆研多年的榮格理論。此后,她全身心得投入到對這個量表的研發當中,并在她的余生中不遺余力地推廣這一測試。
依靠父親在學術界的資源,伊莎貝爾成功將MBTI測試推薦給了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醫學院,并以此為跳板進入了全美多家醫學院。此后,MBTI量表找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出版商ETS,但這并不是飛黃騰達的開始。在ETS,伊莎貝爾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與挫折, ETS的研究人員和統計學家對她的理論提出了尖銳的質疑甚至是批評。
直到1975 年,伊莎貝爾終于找到了一家規模雖小但頗受尊敬的公司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簽訂了一份新合同。CPP 將MBTI作為其目錄的中心焦點,并逐漸成為他們最暢銷的產品。在CPP公司的運作下,MBTI逐漸被更多人認知與接受時,伊莎貝爾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終點。
《紐約客》的專欄作家路易·斯梅農認為,當職場環境變得動蕩,人們需要頻繁面對失業,企業需要不斷面臨“重組”時,評估個人興趣和潛力的工具便會獲得市場的青睞。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MBTI幾乎可以被稱為史上最偉大的人格測量工具。據《衛報》估計,這是一門估值超過20億美元的生意。這其中固然有CPP公司在商業運作上的不懈努力,但重要的還是它恰逢其時的“誕生”。
20世紀50年代是現代公司文化在美國蓬勃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著名社會學家和新聞記者,《財富》雜志編輯威廉·H·懷特在其著作《組織人》中說明了企業這一社會組織對人格測試的青睞。他認為人格測試并非基于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管理的需求,而是企業為應對極具自由主義色彩的“人群關系運動”而找到的對策。
科學管理需求下誕生的能力測試僅僅只能對一個人所擁有的特定的、孤立的技能進行檢測。而人群關系運動所倡導的“組織需要的是整個人而不是他的一部分”理念闡明了這一模式的缺陷,即僅僅檢測一個人的特定能力并不能確保他在組織中的良好適應,而想要說明這一點,需要對一個人潛在“水面下的冰山”進行測試。
有趣的是威廉·H·懷特對這種人格測試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認為人格測試成立的前提基于一個假設:人格會影響工作表現。但這一點并沒有科學及實驗上的確定證明。他甚至主張求職者在入職的人格測驗量表上撒謊,因為“如果一個企業需要你袒露人格,那你需要知道這些問題究竟在問什么”。
變成招聘工具的MBTI
人們對人格測試的需求由來已久,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則可以用一個詞語概括,即“識人”。中國歷史上的名臣賢士們往往深諳此道,熟識人心并能加以辨別利用則是通往成功的捷徑。但人是如此奇怪且復雜的物種,我們需要一個簡單的工具去了解。MBTI恰好就是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工具。
在工作場景下,因為人群的密集,這種對人的解讀需求變得更為迫切與密集,管理者需要一些看起來更為專業化與標準化的工具來盡可能做到“知人善任”或維持團隊的高效與和諧,尤其是在以人為主要驅動的行業。所以盡管從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議,但MBTI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咨詢公司、軍隊及政府客戶。1943年,當第一批問卷上市時,第一份訂單來自華盛頓特區的戰略服務辦公室(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并很快被《財富》500強公司中的大多數接受,作為招聘和人才發展的重要工具。
這似乎不足以解釋MBTI為何比其他種類繁多的競品更具吸引力,尤其是考慮到它看起來似乎明顯不足的信效度。但缺陷中往往深藏機遇。MBTI簡單的理論基礎讓建立對話變得容易,而對人格類型的軟性描述則讓MBTI的意涵變得豐富且極具延伸性。
組織發展從業者、工業和組織心理學研究者白一喵,同時也是掌握MBTI評估工具認證的解讀者和培訓師。他認為, MBTI能在大眾傳播和商業應用層面取得成功,首要理由就是簡潔。
對于大眾來說,MBTI概念定義清晰,維度少,認知門檻低,易于理解和接受。對于了解組織現狀、介入干預、對內賦能等工作環節, MBTI的簡潔易用成為其能夠脫穎而出的獨特優勢,也有助于在組織內部建立起一套有共識的話語體系。
埃姆雷(Merve Emr)在22歲初入職場時就職于貝恩公司,作為新入職的戰略咨詢顧問,她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完成了MBTI測試,并在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如何用ENTJ四個字母解釋自己的人格特征。
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頗為欣喜的結果,在她和天賦教練的溝通中,教練向她解釋了這是一種能成長為CEO的高潛力類型,這對初入職場的菜鳥來說無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但事實上,她是一名糟糕的顧問,這份令人稱羨的工作也僅僅只維持了6個月。
多年后,已經成為牛津大學的文學系副教授的埃姆雷在考慮自己的新書內容時回憶起了22歲時與MBTI的初次相遇。她于2018年出版了《人格販子》一書,嘗試從MBTI的誕生和兩位女性創始人的人生故事出發探討這一人格測試。雖然書中羅列了眾多對MBTI缺乏信效度的證據,但她并沒有一味否定這一測試的價值。
她認為,MBTI提供了一種相對簡單但高效的自我理解語言,她使人們可以描述自己并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動權。
埃姆雷在后續的眾多采訪中也表示:“我確信它(MBTI)在許多人的生活中起到了解放的作用,當人們處在一份糟糕的工作中,MBTI的解讀可以幫助他理解為什么這份工作不適合他,從而給予他們離開這份工作的勇氣和決心;當人們苦惱于糟糕的人際關系時,MBTI幫助他們明確并描述了這種不可調和的分歧到底是什么,這讓他們能更加坦然面對失去。”
標簽的 “貼”與“不貼”
CPP的總裁在與伊莎貝爾簽訂合同時曾要求她把對類型的描述軟化,不要那么具體,以適用于更多的人,伊莎貝爾曾為此非常不安。事實證明,她的不安頗有道理。一千個讀者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5000萬做過MBTI的人眼里可能也有5000萬種對MBTI的解讀。
盡管埃姆雷的作品《人格販子》從多個方面對MBTI進行了批評,包括它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延續和種族階級不平等的維護,但她憑借嚴謹、細微的視角和同為女性的強烈同理心,敏銳捕捉到了這份量表誕生時的一些細節。這些細節對理解MBTI同樣重要。
埃姆雷認為在這對母女身上存在著許多令人熟悉的沖突。她們既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同時也深知社會規則對女性的期待,在她們身上同時存在著“淑女”的自我約束與“野心勃勃”兩種特征。他們深知性別歧視和厭惡女性的假設是如何融入她們的生活,但她們并不完全知道該如何應對。例如,同樣是大學畢業對學術研究充滿向往,但凱瑟琳的父母只選擇支付了她丈夫研究生的教育費,而她成年后的多數時間都在照顧孩子和做家務。她應對這種矛盾的方法是在將自家的客廳變成“嬰兒訓練實驗室”,建立一種被她稱之為“服從-好奇”的育兒理論。這種沖突既是存在于她們個人身上的沖突,也是廣泛存在于在現實中受困的大多數人的沖突。
在客觀條件不允許我們以想要的方式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如何對眼前的困境合理化,又該如何做出各種調整以試圖保持這種珍貴的“自我意識”?MBTI展現了這對母女的答案,雖然這并非一份完美的答案。
她們的設計邏輯在某種程度上簡單到幾乎有些簡陋——在每一個具體場景下做出你的偏好選擇,在選擇中細致考量,找回與困境的和解和對自我的珍視。當一份量表和解讀能提供一種最大程度上的舒適并能減少對自我理解的難度時,信效度已經顯得不那么重要。這是許多人明知MBTI不可信,但依然無法自拔的原因。
伊莎貝爾的家人曾說,她在晚年已經很少談論除了人格類型之外的其他內容。對類型的劃分和認知成為了她生活的主題,她的熱情是向人們展示他們的天賦到底是什么,幫助他們理解如何為周圍的世界做出更好的貢獻。所以盡管被詬病這種類型論是在對人們“貼標簽”,但伊莎貝爾仍堅信MBTI工具對任何使用它的人都能帶來益處。
而關于“貼標簽”的指責, 盡管大眾在情感上排斥給人貼標簽,但貼標簽就是人的本能,這是大腦的基礎方式。當我們面對一個人,在初次見面的不到0.1秒內,大腦就已經完成了判斷,這個行為就是貼標簽。它符合人類的認知習慣。
白一喵在接受采訪時也反復提及,在職業領域,使用和解讀MBTI工具的前提是“全人理論”,把人當作一個同時受到先天遺傳、個人經歷、所處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個體來對待。專業化的解讀過程中,重點在被試者自己對于結果的詮釋,解讀者不會也不應該代入主觀判斷。
解讀者也會盡量利用各種規則去約束和排除自己的個人投射,這些也是在認證培訓過程中反復提及的工作原則。“MBTI作為一個簡潔的工具,它的可遷移場景非常多,但具體在每個人、每個場景下,作用點是不同的。”作為一個建立對人認知的“窗口”,MBTI是一扇可以隨時打開的窗戶,但需要明確為什么目的而打開這扇窗。
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在回答中國網友關于MBTI的提問時給出建議“永遠不要給自己貼標簽。你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人,每天的你都不同于昨天。如今,我們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之處。所以人格測試真正揭示的是偏好,而不是你內心的東西,問題在于你更喜歡什么。”
“貼”與“不貼”之間,對自我的探索沒有終點。
參考資料:
https://www.truity.com/myers-briggs/story-of-mbti-briggs-myers-biograph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6614-8
https://longreads.com/2018/09/17/people-sorting-an-interview-with-personality-brokers-author-merve-emre/
https://bostonreview.net/articles/merve-emre-deborah-chasman-myers-briggs-guide-univers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9/10/what-personality-tests-really-deliver
《“你是什么型”:MBTI測試何以引發社交狂歡?》申璐,新京報書評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S3_lfBSVYjuwJXrwLhTGGw
《當MBTI測試嵌入職場招聘:是科學管理,還是不平等的強化與再生產?》界面文化. https://mp.weixin.qq.com/s/V5f2_X_yjtWUB3Gg2jKQWA
威廉·懷特《組織人》,徐彬,牟玉梅,武虹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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