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延期畢業與導學矛盾

　　研究生質量下降，導師師德師風等等，都是造成導學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量人讀研究生的目的是就業，是如何快速畢業，而不是搞出研究成果，這與導師形成明顯錯位，是造成導學矛盾重要的基礎性因素。

　　研究生延期的話題近期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前兩天一位浙大在讀8年的博士在某短視頻平臺上說，因為博士延期，為了生存只好送外賣，并把矛頭指向其博士導師;此前，深圳大學一位三年級碩士研究生也發帖指責導師讓其延期畢業，甚至拋出“爛命一條”之類的話，大有不讓正常畢業就拼命的威脅意味。

　　

 

　　為什么會延期?質量顯然是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拿浙大這位孟同學來說就很典型，雖然他本科曾是浙大優秀畢業生，保送直博生，但8年下來沒有一篇“像樣的論文”，甚至未發表過一篇SCI論文。他雖然把主要責任指向了導師，但也并沒有否認自己沒有像樣的成果這個結果。

　　至于具體個案真相如何，我們不討論，但是延期背后，無法回避的是越來越普遍的導學矛盾。

　　#1

　　在研究生的培養上，導師是最關鍵的環節，也是質量的守關人，一旦研究生無法正常畢業，很容易點燃導學矛盾。

　　研究生的質量控制，理論上是比較復雜的。比如中期考核不過關，就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需要分流;再比如把關人，理論上也比較多，院校兩級的學術委員會，以及答辯委員會等。但在實際的操作上，最后說不的，核心還是導師。以往一些高校還有一些硬指標，比如對發表論文的要求，但在去五唯等改革下，這些硬的尺子都在逐漸取消，于是，研究生的質量控制壓力也逐漸全部轉移到導師身上。

　　另一方面，為加強和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相關部門也加強了對導師與論文的第三方“監管”。外審和抽查，實際上也是防止研究生導師放水。而論文抽查被判定不合格，被打板子的，首先是老師。一些學校明確規定，抽查不合格達到多少篇次，導師就必須停止指導研究生資格，停止招生。說句難聽話，導師想徇私，放水，也越來越難，尤其是博士。

　　

 

　　研究生以及其論文，本就是導師的“作品”。研究生非正常延期對導師不敢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但至少是弊遠遠大于利，不僅僅影響導師評價，甚至直接影響導師未來招生。一般情況下，導師背著抱著都想讓孩子盡快畢業，尤其是碩士。除非迫不得已，導師是不會輕易要求延期的，這是很多公眾不熟悉的。

　　事實上，這兩起事件中的同組同學都發文反駁了兩個人的說法，尤其是對導師的指責。對于浙大這位孟同學，孩子尚小，而且患有重病，面對如此艱難的學生，這位導師恐怕是所有人中最想讓他盡快畢業掙錢的。但作為把關人，他不得不對沒有一篇像樣的論文的博士說不。事實上，這位博士的導師所在團隊，兩次被浙大提名五好導學團隊，并非孟同學說的不堪。

　　在質量控制的體系上，導師成為事實上的把關人，一旦出現質量問題，也必然容易演化為導學矛盾，這也是無法回避的制度性原因。

　　我們不得不承認，一部分研究生的水平能力不足，是導學矛盾爆發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浙江大學資深文科教授劉海峰日前發文：研究生，不要讓導師折壽，對一些研究生基本書面表達能力不合格感慨不已。有人指出說劉老師是用20、30年前的尺子來量今天的研究生。

　　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生招生量也急劇擴大，一部分能力不足，或是不適合讀研究生的人也進入了這支大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1999年大擴招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階段，和本�？葡啾�，研究生擴招幅度是遠遠大于本�？频�。對比1998年本�？普猩�總量，2021年的招生規模大約是當初的10倍，但研究生招生規模則已經高達16倍有余。1998年研究生招生7.25萬人，但去年研究生招生高達117.7萬人，遠遠超過當年本�？普猩�規模(108萬)。

　　

 

　　從競爭篩選的角度看，完全不在一個等量級上了。量的快速增加，必然帶來一定的質的下降，一些能力欠缺的學生成為研究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這其中還有考研高考化帶來的應試化問題。一些同學大學四年就準備初試了，初試分數很高但實際專業儲備與專業能力欠缺。一位導師就曾跟我抱怨說，一個被學校分配來的碩士生，連實驗室都沒有進過，就是因為筆試分數高不敢淘汰，批評多了，他就一句話：我水平就這樣，你說怎么辦吧?

　　#3

　　完全以就業為核心目的，并不打算做研究的學生紛紛涌入，與導師之間形成了嚴重的錯位。

　　中國教育在線去年的調查顯示，對于報考研究生的目的，60%的學生明確表示是為了就業，還有相當多的人表示是為了改換專業。對于很多研究生，讀研究生的目的是就業，因此，他更關心的是如何輕松而順利地畢業，而不是研究，搞出什么研究成果，這是和幾十年前的研究生完全不同的。

　　研究生的這一目的與導師就形成了嚴重的錯位，尤其是理工科領域。導師希望研究生扎扎實實地做研究，做學問，板凳不坐十年冷，但研究生想的是如何快速畢業。兩個截然不同的訴求，常常讓研究生與導師發生分歧，尤其是在具體研究方向與題目上。事實上，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這兩個延期生在研究方向上與導師均發生了分歧。浙大的這位博士就指責導師最初安排“低技術含量工程”，最后“不信任導師”。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位研究生咨詢學長的一段很有代表意義，發人深省。這位同學咨詢的核心主題就是導師能否“放養”，擔心“進比較坑”的實驗室。第二個問題就是“畢業能否進大廠”。最后學長坦誠地回復說：“如果我天天只想躺著，只想去實習，不想做科研，那當然我覺得哪里都是坑!”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導學矛盾上，一些導師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

　　#4

　　導師是質量的守關人，也就必然掌握絕對的權力!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地位是懸殊的，是極不對稱的，這是和本科生有根本區別的，有一些人甚至不恰當地比喻為“父權”。目前我國有各類研究生導師40余萬人，規模龐大，因此一些不合格，甚至師德師風有問題的導師也是存在的。一旦遇到能力與人品比較差的導師，對于孩子，那就是一場災難。這也是在導學矛盾發生時，公眾普遍同情學生的根本原因，更容易產生共鳴。

　　#5

　　最后，還有代際的觀念差異帶來的沖突，導師遇到了習慣于被“呵護”與精于“計算”的一代。

　　伴隨著95后，00后進入研究生階段，這批獨生子女和80/90后完全不同了。這批孩子完全是在強調所謂的“尊重”、“個性”中長大的一代，是在父母與老師呵護中長大的，尤其是一些學業“優秀”的孩子，很少受到批評指責。

　　一位導師曾經給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新學期開始就催著學生提交一篇論文，但直到最后一刻的早上六點，一個學生才發給他。早上8點就要開會討論了，這個學生竟然說：這不還有2個小時嗎?他很生氣地說，“你以為我就帶你一個?你以為我就應該不睡覺等著你?難道我可以不審核就直接提交嗎?”

　　與此同時，這批孩子也是在“精于計算”中成長的，極其注重以目的為導向的“效率”。從小開始，他們就知道考到多少分，就能上什么樣的學校，就會獲得什么樣的獎勵;同時，他們也很清楚這幾分從哪道題上補，這些已經內化為他們不自覺的行為習慣。越是優秀的孩子，越精于算計，甚至達到一種極致。因此，在以就業為導向的目的下，他們往往對研究什么并不關心，而關心的是如何最快速地畢業，還不耽誤實習找工作。因此，與導師發生矛盾也就稀松平常了。

　　95后也已經開始逐漸走上導師的崗位了，精于算計的一代一旦碰撞，可能會產生更大的麻煩。

　　總之，無論什么原因，導學矛盾伴隨研究生量的增長，也越來越頻發，必須去面對和解決，因為后果很嚴重。

　　抑郁，幾乎是很多非正常延期畢業同學的伴隨狀況。浙大孟博士就公開表示自己抑郁，并有長期服用抗抑郁藥物的歷史。當然，還有其他，如深圳大學這位同學嚷嚷“爛命一條”，頗具威脅口氣。一旦發生極端事件，對所有人都是不幸的。

　　怎么辦?

　　首先還是建立和完善學生救濟機制。因為研究生與導師的懸殊地位，設立更為完善的監督與救濟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救濟機制說起來容易，建立和實施是很困難的。比如對學術的判斷，引進司法是荒唐的，但是，我們又如何判斷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的問題?如何甄別這其中的合理性與是非，也導致這種救濟很難適時發揮作用。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退出機制。必須承認一些人不適合讀研究生，或者一些學生沒有好好做研究，無法達到畢業要求，怎么辦?理論上當然是嚴把質量關，不能畢業就不能畢業。但在目前的國情文化下，不予畢業實施起來困難很大，學生或家長一個“威脅”，學校和導師就很難全身而退。

　　2020年全國研究生工作會也提出了完善研究生退出機制的問題。除了中期考核，博士轉碩士等原有的機制，恐怕還需要考慮碩士的間接退出機制與標準。

　　我們的用人制度和畢業證與學位證書直接相關，拿不到畢業證、學位證對孩子們就業有非常大的影響，也是很多無法正常畢業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碩士生規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我們是否可以參考西方榮譽畢業生制度，推出榮譽碩士制度，或者索性對一些碩士直接降低學術標準要求，比如一些專碩。非要強調這兩種碩士是一樣的，沒有必要，也不客觀。

　　最后，讀研有風險，不要為難自己，也不必為難導師。

　　為什么要讀研究生?一些同學需要明白，學習好并不等于適合讀研究生，一些孩子可能真的不適合讀研究生，更不是熬3年就天然應該給一個畢業證的。天底下本就沒有那么容易混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清華一位教授經常跟我說：讀研有風險!不要為難自己，也不必為難導師。

　　最后，還想提醒，在我們積極保護同學權益的同時，也需要注意對導師的保護。導師是質量的把關人，也必然是直接面對這種沖突的人。如果導師因為堅持質量的把關，導致學生無法畢業，并因此出現導學矛盾，甚至引發極端問題時，面對公眾輿論，導師瞬間就從絕對的強勢地位轉換為弱勢人群。輿論對導師的無端指責、圍攻往往會形成寒蟬效應，讓更多老師放棄研究生質量管控上的重要一關。